“實現數字化企業——正當時”，這是2018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西門子公司的參展主題。

　　要說工業博覽會，全球各地加起來每年少說要舉辦成千上萬場，但在工業人心中，“漢諾威”這個招牌應該無出其右。這個源于二戰后的工業展，至今已經舉辦了71屆，每年的這個時候，全世界工業人就像“朝圣”一樣，來到這個德國小鎮。

　　當然這種“朝圣”無關信仰，目的只是為了一探這一年的工業發展趨勢，并且尋找一切可能的商業機會。（有趣的是，德國漢諾威展覽公司的標志就是希臘神話中主管集市與交易的赫爾墨斯神的側頭像，這種“設置”也給這種“朝圣”帶來了更多的儀式感。）

　　據統計，今年的漢諾威吸引了全球21萬參觀者，雖然這一數字相比第一屆—1947年漢諾威工業博覽會76萬人的參觀規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但有理由相信因為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關注這一“工業盛世”的人員規模應該不低于千萬級別。

　　今年展會上依然出現了很多所謂“黑科技”（即具有技術突破性但尚無法大規模應用的技術），比如Festo推出的最新一代仿生機器人BionicWheelBot、BionicFlyingFox；西門子用AI技術打造的增加生產柔性的Autonomous系統；Rethink開發的帶外力感知和虛實結合的協作機器人；Autodesk同慕尼黑工業大學實驗室共同打造的人形機器人；還有各種超導、磁懸浮的炫酷應用以及結合VR、AR、MR虛擬現實效果等等。

　　這些黑科技確實給我們帶來了足夠的視覺享受，讓我們對未來的制造業發展打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但“歡愉”過后，對于每位從業者來說，更關心的還是當下我們能做什么？應該怎樣做？

　　其實這個問題并不復雜，借用開頭西門子今年的參展主題便可回答：那就是，實現數字化企業-正當時！

　　何謂“正當時”？通俗的話講就是時機已到！

　　如果按照工業4.0正式發布的2013年算起，工業4.0的提出已經正好5年，而5年往往被做為衡量一個經濟周期的重要時間尺度。這5年關于“數字化領域”，無論是在政策、生態、市場、還是技術、人才等各個方面都有了長足的發展。不僅是全球工業領域，中國制造業更是如此。

　　正如兵法有云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我們就借用老祖宗傳下的成功三要素來分析一下實現數字化企業是否正當時！

天 時 篇
　　縱橫六界，諸事皆有緣法。萬物已循因緣，恒大者則為‘天道’

政策層面

　　2015年5月19日，國務院正式印發《中國制造2025》。這是中國政府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我記得這一規劃剛發布時，有些朋友就急著拿它與德國《工業4.0》和美國《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進行對比，尤其關注技術趨勢上給出的結構模型之間的差別。而我認為這種對比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首先，這不是一份技術白皮書，工業4.0也不是。

　　其次，國情不同、制造業發展程度不同，這也是德美之間路線不同的跟本原因。

　　那么《中國制造2025》到底是什么？我認為，它是中國制造領域的頂層設計，關鍵在于“一二三四五五十”的總體架構設計。

　　關于文件內容不再贅述，我只說發布這三年我的觀察：《中國制造2025》是中國制造業的燈塔，確確實實對中國制造這艘大船起到了引航的作用。

　　首先制造業是一個行業大概念，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的定義，制造業分為31個行業大類，共645個子類。而整個國民經濟中像制造業這樣的門類一共有20個，分成了97個大類及1380個子類；也就是說制造業只是社會各門類的二十分之一，卻占到整個子類的一半。所以制造業算是個“成分”及其復雜的行業。

　　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社會需要，這些不同的“成分”都對應相應的部委，每個行業都有各自的“頂層設計”，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部制帶來的合并潮，加之一些行業專屬部委轉化為國資企業，一時間對于整個制造業發展來說從頂層規劃上出現了缺失，其中最顯著的問題是很多行業從“供不應求”變為“產能過剩”。

　　這里我們不是要探討對于國民經濟是政府的“有形之手”還是市場的“無形之手”哪個更重要，這個連經濟學家都沒整明白的問題，我們多說無益，但有一點我們應該能夠達成共識的是，任何一個行業發展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頂層設計，終將無的放矢。無論這個設計是來自于哪只“手”。

　　就如同這一輪進行的供給側改革，某些行業在經歷了陣痛之后，開始看到了曙光。關注二級市場的朋友應該都知道，第一季度財報發布后，很多家鋼企開始由虧轉盈了。

　　除了方向指引外，真金白銀才是企業更關心的，對于大多數制造型企業來說，壓根不存在先試先行這個概念，這是很多互聯網人跨界進入制造業面臨的最根本的矛盾，在互聯網人心中“迭代思維”非常重要，他們信奉邊做邊思考，小問題可以不斷修復，快速進步。而在制造人眼中，穩定大于一切，不是不支持新技術發展，而是經受不起不穩定帶來的后果。所以制造業常規模式是先小試、再中試、最后才能量產。當然這除了思維模式差別以外，重要的還是行業差別所致。所以要有突破，就要有企業，有人敢于作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而對于這些勇敢者就應該予以鼓勵和支持，樹立樣板和典型。所以工信部一系列智能制造試點示范項目以及智能制造綜合標準化與新模式應用項目，就給很多龍頭企業帶來了名利雙收的效應，促使他們敢于吃螃蟹，而他們落地應用后又給廣大的中小企業樹立了標桿，促使他們也開始嘗試創新和改革。當然同時也帶動了地方政府給予支持和補貼。這種正向的循環對于這一輪工業革命的落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這種扶持力度還在不斷加大，而帶來的效應也在不斷加大。這里給出幾組數據，2015年批復的新模式項目數共計50個，總投資約101億；到了2016年整體翻倍，項目數99個，投資約200億；2017年又翻了1.5倍，項目數159個，投資約335億。項目涵蓋了幾乎所有主流離散行業，所有制造業大省，參與的企業達上百個。

生態層面

　　記得2013年我們“工業4.0小組”在研究產業落地問題時，想畫出一張“智能制造產業地圖”。但遺憾的是，我們雖然描繪出其中所有應該具備的角色，卻發現很多角色還沒有相應的企業出現。

　　而反觀現在各類生態圈已經悄然成型，我把它們總結為四種生態模式。